以筹款多少来衡量是否成功，漠视筹款伦理，突破筹款底线，国内的公益筹款问题已经到了不得不管的地步。”谈及筹款乱象，一位资深公益筹款人有点“忍无可忍”。

12月7日，由40多家机构参与起草讨论的《中国公益慈善筹款伦理实操指引手册（征求意见稿）》（下称“筹款伦理守则”）在2018公益筹款人大会上发布，提出了“合规、诚实、尊重、正直、透明、负责”的六大筹款原则，并制作了长达120多页、涵盖60余个由真实案例改编的实操指引。

一个《筹款伦理手册》显然不能破解当前乱象丛生的筹款问题，他们需要更多同路人。

今年9月15日，腾讯99公益日刚过，几名未筹到理想金额的患者家属在内部群发难，指责合作的慈善组织中国红十字基金会（下称“红基会”）禁止患者“套捐”，导致筹不到钱，要求“反套捐”的基金会为筹款的结果负责。

红基会工作人员觉得很受伤。套捐——即筹款人在99公益日期间，把自己的钱“投”到项目中，藉此获得腾讯基金会和企业的配捐的行为是被腾讯公益平台明令禁止的。今年，红基会为引导患者理性筹款，先是与患者签署了“不套捐”的承诺书，后也拿出100万元作为配捐以作激励。

项目原计划向公众筹款300万元，用于救助100名大病患者。99公益日结束时，项目仅仅筹得公众捐款6.1万元，腾讯基金会和企业配捐15.3万元，与患者家属预期的数额差距巨大，结果出来后，等钱用的患者家属开始埋怨、指责红基会。基金会工作人员觉得很委屈，原是想做好事，却得到了一个很糟心的结果，“不走套捐的路，筹款效果不好，还受到患者家属的埋怨”。

事实上，最近几年，公益慈善领域频频曝出令人瞠目结舌的募捐事件，正常的筹款伦理已经荡然无存。

去年9月，“公益资本论”曝光了公益组织的套捐行为，他们在99公益日期间招募“捐款志愿者”充当水军，将大额捐赠拆成小笔捐款捐到项目中，“刷单”造人气，以期套取更多的配捐金额。还有些公益组织挪用机构款项来套取配捐，事后再用各种方式进行平账。

去年12月，由爱佑未来基金会发起的“同一天生日”筹款活动在网络爆红。但很快有网友发现，项目不仅发布了受助儿童的详细信息，还配上孩子的苦情照片，更为严重的是出现明显的信息错误，例如两个相同的女孩生日却不同。网友质疑项目造假骗捐。虽然基金会很快回应是工作人员疏忽造成的错误，但舆情汹涌，项目上线后一天即被叫停，深圳市民政局介入调查，并于今年6月对爱佑未来基金会作出了行政处罚。

业界流传一个耐人寻味的案例：一家公司捐赠50万元给西部一家基金会用于资助贫困学生上学，在捐赠仪式上要求受助学生上台接受现金。电视台为了表达受益人的感恩之心和宣传效果，让受益人下跪感谢。事件发生后，基金会内部分成两派，一派坚持反对，认为此举损害了受助孩子的尊严；另一派觉得并无不妥，认为应当满足捐赠人的要求，“只要筹到款就好”。

凡此种种，东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王银春认为，以筹款多少作为衡量成功与否的标准，会导致行业陷入“绝对主义的发展逻辑”——只要有业绩，只要能筹款，就可以不择手段，可以罔顾伦理道德，可以忘掉慈善初心。但最终损害的是公众对慈善的信任，无信任则无慈善。

去年12月底，在“同一天生日”事件发生后，上海方德瑞信中心（原名公益筹款人联盟项目组）开始筹划制定筹款伦理实操手册。他们联合南都公益基金会、敦和基金会、腾讯公益、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公益研究中心、北京七悦社会公益服务中心等40多家（位）机构、高校、媒体和个人参与守则的起草讨论。

目前，《中国公益慈善筹款伦理实操指引手册（征求意见稿）》已经发布，除了列明“合规、诚实、尊重、正直、透明、负责”六大筹款原则外，还通过案例为公益机构提供具体的应对方式。据了解，《手册》由南都基金会、敦和基金会、方德瑞信等六家机构联合出品。

壹基金公众筹资总监罗海岳将筹款伦理守则比喻为公益行业的“交通规则”，是一个大家都应该遵守的底线，做到这个才算是及格。在他看来，行业需要有筹款伦理守则，来界定筹款工作的边界，其核心在于保护行业在公众心中的公信力。

以一个类行业协会的身份来推动“交通规则”并没有那么容易。倡议者发现，国内的公益筹款在实践中往往需要面对各种难题的挑战，仅仅通过守则条款，难以获得确切的参考，要推动行业伦理共识的形成，就必须提供更为具体的操作建议，让筹款守则不停留在纸上倡议，而成为筹款工作中的行为规范。

接下来，《手册》出品方计划将《手册》里的各个案例编写成一个个案例故事，通过新媒体平台进行传播，“像做‘普法’工作一样，普及筹款伦理守则的知识点，让公益组织能够对照解决实际问题。”

他们计划先寻找10家公益机构，包括头部的基金会以及下游的NGO，作为《手册》测试机构，在筹款中测试实操指引是否可行，并委托高校团队对测试情况进行追踪和分析，继而根据分析结果对筹款伦理守则进行修改完善。目前，春晖博爱儿童救助公益基金会主动提出参与测试。

值得注意的是，12月7日上午，大会举办了一场闭门会议，邀请了红基会、儿慈会、新阳光基金会、轻松筹、水滴公益等机构代表探讨从个案筹款到项目筹款的经验、教训以及可能的发展方向。闭门会议谢绝媒体参与，不开放旁听，不公开会议资料，“这样参与的机构才愿意把真正的问题讲出来。”

事实上，在实际筹款过程中，筹款人往往面临“两难”的局面。一位长期从事大病救助的公益机构负责人表示，虽然不鼓励患者把钱捐到自己的项目中，以此套取更多的配捐，但如果禁止这种行为，项目又筹不到，最终有可能影响患者的治疗。“这是大家都不想看到的局面。”

罗海岳认为，现阶段不适宜再制定更多的限制，因为中国公益慈善行业还处于发展阶段，太多的限制会抑制创新和发展，“把底线守住，其余问题在发展的过程中逐步解决。”

罗海岳建议，要把互联网募捐平台拉进来，因为大多数公益机构的筹款来源主要是互联网募捐，如果没有平台的参与，行业可能不会感觉守则带来的实际压力和影响，“如果他们（互联网募捐平台）没有跟进，行业再怎么建立规则，也没有用。”

《手册》出品方表示，这是他们接下来希望推进的方向。在机构实操测试后，他们会跟各大平台沟通，争取将筹款伦理守则的部分核心元素成为平台上线项目的审核准则之一。

对待筹款伦理守则，平台持谨慎态度。一家互联网募捐平台的工作人员表示，筹款伦理守则刚刚发布，还处于意见征集和完善阶段，其实效和影响还需要较长时间的观察。

蚂蚁金服公益部业务发展专家张龙则认为，公开透明是最基本的要求，未来还要增加专业性。他在2018筹款人大会发言中提到，公益行业经过十年发展，不少公益品牌已经成长起来，行业应该从关注透明度向关注成效做转变，让机构的专业性获得捐赠者的认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