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0芦山地震中，“壹基金”、“微公益”等民间慈善组织和机构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民间慈善事业目前的状况如何?公益组织应该如何处理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就这些问题，本刊记者专访了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副院长高华俊。

　　记者：4•20芦山地震发生后，壹基金创始人李连杰通过微博第一时间发出救灾行动倡议，壹基金成为行动最为迅速、表现最为耀眼的民间公益组织之一。现在有越来越多的民间公益组织在做慈善，这些民间组织的发展状况如何?

　　高华俊：壹基金在这次救灾中的迅速行动，源于李连杰先生在创始之初就确定了壹基金战略，即当灾害发生时要第一时间行动。2011年转型为公募基金会以后，也仍然坚持了这个战略。壹基金不仅建立了几乎覆盖全国的灾害救援联盟，还设有专门的灾害救援部门，经过几年的努力，在专业化以及联络动员能力等方面都有了很好的积累和准备。这正是此次壹基金有耀眼表现的原因。

　　2008年汶川地震救灾，在中国历史上首次出现了政府和民间共同行动的格局，改变了过去只由政府主导救灾的体制。5年来，在政府的开放与鼓励支持下，中国民间公益的力量日益壮大，在救灾等社会事务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影响。民间公益组织的发展体现在几个方面：一是从慈善捐赠与社会组织数量上看，社会捐赠总量2007年只有309亿元，2008年以后达到800亿-1000亿元;依法登记的三类社会组织，包括基金会、民办非企业单位和社会团体等，2007年底有38.69万个，而2012年底达到48.9万个，增加了10万多个。二是从社会参与公益慈善的深度和广度上看，一方面，出现了上十亿元甚至上百亿元的大额捐赠，实力强大的非公募基金会，能够开展大型公益项目和解决更多的社会问题，成为探索建立现代慈善制度的先锋;另一方面，公众参与广泛，公众的小额捐款笔数大量增加，每年都有几千万人参加志愿服务，平民慈善日益深入人心。三是社会组织的类型多样化，专业化水平显著提升，社会组织服务社会的能力不断增强，在汶川抗震救灾、北京奥运会、玉树救灾等事件发生时，各类社会组织各显所长，提供志愿服务，开展社会工作，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好评。

　　记者：4•20芦山地震发生约2小时后，中国红十字会总会通过官方微博发布消息通报救灾行动，可是，红十字会的官方微博被转发11万余次，评论2万余条，几乎都是一边倒地指责红会。请问您怎么看这一现象?

　　高华俊：对于红十字会等政府背景的公益组织遇到的挑战甚至危机，需要客观辩证地来看待。近几年民间公益慈善的大发展，客观上对他们形成了冲击。加上“郭美美炫富”这样的偶然事件作为导火索，公众对他们产生了质疑和不满，出现了信任危机。可以说当今中国的公益环境发生了重大改变，这是红十字会等组织遇到公众信任危机的深层社会背景。公众的质疑实际上反映了要求他们进行改革的呼吁。

　　我认为，政府背景的公益组织有着许多优势，他们组织网络发达、人才众多、实力雄厚，加上多年积累的专业化体系，如果通过改革重新焕发活力，其前景依然十分看好。但是这种改革一要主动积极，二要触动体制。中国扶贫基金会的改革就非常成功，他们主动地改革了行政化的组织体制和用人机制，实行了民营化和市场化的现代慈善体制，成为当今中国最有活力的公益组织之一。红十字会规模大，属于国际红十字会的国家组织和有上百年历史的人道主义机构，组织体制和运行机制都十分复杂，其战略目标、行为方式和影响面都不同于一般公益组织，比较而言，其改革难度也大得多。近几年，红十字会为应对危机，进行了一系列旨在提高透明度和公信力的改革，加强信息公开和规范运作，建立与公众沟通的机制，引进第三方监督的社会监督委员会，都产生了积极的效果。但是还没有达到让公众满意的程度。今年红十字会将启动更为深层和实质性的综合改革，包括组织体系改革等六方面的内容。这项改革已纳入国务院的改革规划框架，加上今年将启动红十字会法的修订，其改革力度值得期待。

　　记者：我们看到不仅是官方的公益组织，民间的公益组织也出现过信任危机，民间公益组织自身在制度建设、内部管理和信息公开，以及公众监督等方面，可以做哪些尝试?公益组织应该如何处理与政府之间的关系?

　　高华俊：现代公益慈善的基本特点是高度组织化和专业化，从这个标准出发，无论是政府背景的公益组织还是民间公益组织都处于同样的背景之下，有着同样的挑战和机遇，都需要强化自身的治理结构和能力建设，通过规范化的运作和透明的机制来获得公众的信任。

　　当前民间公益组织得到公众更多地信任，是中国公益事业经过井喷式发展以及社会急剧转型时期的一个现象，它更多地表现为一个结构性的改变，反映了一种新的公益生态。但这并不意味着民间公益组织在制度建设、内部管理和信息公开等方面就一定比政府背景的公益组织做得更好，至少从目前来看是如此。政府背景的公益组织成立时间较长、规模较大，形成了一定的路径依赖，在时势巨变时反应不及民间公益组织那样迅速，加上长期以来占据资源过多，挤压了民间公益的生存空间，形成一定的反弹是必然的。另外，公众要求恢复公益慈善的民间性本质，将其视为民间自觉自治和发挥志愿精神的事业，也是当前民间公益组织民心所向的更深层原因。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公众将公益发展的期望更多地倾洒于壹基金这样的民间组织，又何尝不是对他们的一场考验?

　　从长远来看，公益组织的发展离不开政府的支持和鼓励。中国经过30多年的改革发展，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人均GDP突破6000美元，整个社会对公共服务的需求出现了暴发式的释放。在社会需要总体提升生活质量和进行新一轮包容式改革的大背景下，社会改革的方向必然是“官民共治”和“小政府、大社会”。政府只提供大规模、全局性公共服务，而把大量社会事务转交给各类社会组织，购买社会组织服务，引导培育民间组织成长。公益组织将成为提供社会服务的重要力量，承担大量不适合由政府提供的服务，例如照料儿童、老年人、残疾人，提供康复、早期教育和特殊教育、心理抚慰等多样化、专业化的细腻的服务，成为政府的重要帮手。这样的发展方向，就需要公益组织保持与政府的良好沟通与合作，以便更好地理解公共政策和社会发展规划，在清楚了解社会需求和政府投入方向的情况下，确定合理的发展战略，培养专业化的服务能力。民间“免费午餐”项目的成功证明了公益组织与政府沟通合作的必要性。起初“免费午餐”在湖南的兴起就得益于与地方政府的合作，之后又催化了国务院出台农村学生营养改善计划，成为每年投入160亿元的大型公共福利政策，这是一个成功的典范。

　　记者：您怎么看待陈光标的慈善行为?

　　高华俊：陈光标以其个性突出、高调张扬的做慈善方式而引人注目。2011年以来全民参与的慈善大讨论中，陈光标式慈善也是一个热点话题，当然是褒贬不一，并无定论。虽然我们觉得陈光标式慈善存在某种缺陷，但毕竟是真慈善，捐的是真金白银，做的是身体力行，对其高调行事大体能够包容，也可以不惜赞美之辞。

　　我认为，成熟的慈善体制和理性的社会氛围应该鼓励和包容陈光标这样的企业家做慈善。慈善不应该有过高的道德标准，应该允许有缺点的人做慈善，保证社会的多样性。中国慈善事业正处于快速发展和转型的过程中，这必定也是一个全社会共同讨论、学习和改进的过程，整个社会都需要学习如何进行现代慈善。

　　这次芦山地震，陈光标呼吁全国企业家支援抗震救灾，并且继续身体力行。他做慈善的积极性和高调个性也依然故我，而质疑的声音小了，社会关注的是救灾行动本身，这可以说是近几年中国慈善发展的一个成就。

　　记者：有专家说“微公益”会成为一种趋势，您怎么看?

　　高华俊：微公益作为一种趋势正在不断地影响和改变着中国，其对公益发展的意义不同凡响。这一方面得益于现代网络通信的发达和自媒体的繁荣，提供了廉价快捷自由的交流沟通平台和技术手段，另一方面也由于公众志愿精神的觉醒和公共服务意识的增强，形成了一种公益慈善“人人可为，随时可为”的观念。

　　微公益的动力来源于志愿精神和社会创新精神。从专业角度来看，其有序健康发展依靠的不仅是个人的觉悟，也同样需要先进的理念、公益创业精神和专业技术能力。微公益是一种极利于传播和普及的公益方式，它贴近每一个人，并让公益慈善成为触手可及的事情。但是微公益也是一种需要组织和引导的力量，而不应该成为一种漫流的水源。以壹基金为例，其一个人、一个月、捐一元钱的模式，经过几年的努力，一是李连杰本人和壹基金的不断宣传和强化，二是银联在线支付、财付通、支付宝、Paypal、快钱等网络支付平台的支撑，终于开始被公众更多地接受，使其成为这次芦山地震募捐中吸纳公众小额捐款的大户，就是一个成功的微公益模式。但是另一方面，这次一些个人志愿者和小型公益组织在芦山地震中较盲目的行动，缺乏专业化的设备和技术准备，以及缺少与政府、大型公益组织的沟通与协调，说明微公益如果没有组织网络、信息以及专业能力的支持，就会影响到公益行动的效果，甚至会产生占用有限道路资源、增加灾区负担等“帮倒忙”的效果。所以说，将微公益纳入中国建设现代慈善的整体格局之中才是最好的选择。

　　记者：据您了解国外运作比较健全的慈善机构有哪些好的经验值得中国借鉴?

　　高华俊：现代公益慈善上百年前发轫于西方发达国家，其组织体系之完备和专业能力之发达都是值得中国慈善广为学习借鉴，其中美国作为慈善最发达的国家，其经验尤其重要。美国一些大型基金会，如洛克菲勒基金会、卡耐基基金会等已经有了上百年的历史，有着服务人类、改造社会的宏伟愿景，其公益事业对人类进步与世界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这些基金会对于中国的学习意义还不仅于此，更重要的是它们的慈善事业百年长青的秘密，在于它们不仅是花钱的机构，更是赚钱的机器。经过一代代基金会精英掌门人的投资运作，这些基金会一边大把花钱做慈善，一边积累起更大的可用于慈善的财富，进入了良性发展的轨道。近年来，由比尔•盖茨、巴菲特等新兴富豪慈善家们领导的“慈善资本主义”运动，又把他们祖辈们创造的慈善事业推上了一个新的高峰，使得慈善事业成为全球性的社会事业，并在“硅谷”创新精神的引领下，发展出公益创投、影响力投资、社会企业家精神等新型公益成长理念与模式。同时，美国还拥有大量的社区基金会，他们立足于本土资源和解决当地社会问题，形成了规模宏大、组织精密、募款和服务能力超强的公益组织群。

　　相比之下，中国的现代慈善还处于发展初期。广大公众对现代慈善还比较陌生，而某些方面的政策也不利于基金会等社会组织的成长，基金会的投资收入要像商业企业一样纳税，股权捐赠要缴纳巨额税收，公募基金会每年必须花掉上年收入的70%以上，非公募基金会每年必须至少花掉上年资产余额的8%，以至于慈善家们感慨政府对基金会的要求是“只准生，不准长”!同时，社会普遍对公益与商业的结合缺乏认识，对公益组织应该赚钱(赚的钱仍用于慈善)还不认同，而公益组织自身对于市场化的投资运作还很不熟练，中国慈善业的自我生长和发展的能力还十分欠缺。在组织化方面，中国基金会还缺乏资助型和运作型这种区分不同功能和发展路径的专业化分工体系，服务型公益组织普遍规模较小，实力较弱，专业化服务能力欠缺，这些缺陷都需要尽快改变。

　　高华俊，管理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副教授。曾任民政部救灾救济司社会救济处处长、最低生活保障司城市处处长、社会救助司农村处处长等职，主笔起草《国务院关于在全国建立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通知》等多个中央政策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