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世界所呈现的社会问题，尤其是众多发展中国家在发展过程中不断面临着的来自环境、教育、资源等诸多社会问题，早已不是光靠政府、慈善人士所能解决的。2011年，国内慈善界尝试与商业界结合起来，更高效地解决这些社会问题，但是随着“郭美美炫富事件”引出诸多问题，让国人对于公益慈善与商业的结合变得格外敏感、高度质疑以至竭力排斥。而在同一时期，“社会影响力投资”则正在欧美许多国家逐渐兴起。这种备受众人关注的全新投资模式，正试图以金融投资与公益慈善紧密联合的方式来高效解决社会问题。

    正如美国海外私人投资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世界银行扶贫协商小组前首席执行官伊丽莎白•利特菲尔德所言，社会影响力投资或许是我们为了消除贫困的需要而改变的游戏规则。基于社会责任投资、小额信贷等诸多方面的力量，社会影响力投资显示出，我们能够解决很多世界性的社会问题，同时，还可以获得极具吸引力的财务回报。杜克大学教授、资深基金会研究权威、《基金会：美国的秘密》作者乔尔•L.•L.弗雷施曼因此预言，公益创投和社会企业将逐渐主导21世纪的慈善事业。

    《社会影响力投资》的作者之一安东尼•巴格—莱文策划、创建并领导了洛克菲勒基金会的社会影响力投资基金，并于2007年提出了社会影响力投资这一术语。社会影响力投资，是英文impactinvestment（或impactinvesting）的直译，也有人将之译为效应投资或社会效应投资。因为理念太新，至今尚无被各方所公认的定义。所谓社会影响力投资，从普遍意义上来说，最主要目的在于创造有利于社会环境的正面效应，并高效解决社会问题，但也不排除传统意义上的财务回报收益。衡量其收益不仅仅有传统财务上的投资回报率，还应包含该投资所带来的可测量的社会正效应，即社会影响力。

    从本质上说，影响力投资可以视为一种投资模式的创新：或是将公益元素整合到投资产品，又或是将投资理念引入到公益项目。这样“混搭”的结果，就催生出一些既有利社会、又创造财富的投资模式。举例来说，如果我们的目标是提高边远地区农民生计，那么，捐钱、捐物是传统的公益模式；拿钱和当地农民办一个手工艺品作坊，独立营收，是公益的社会企业模式；发起小额信贷资金资助农户创业、或入股不同类型的农民作坊，就是社会影响力投资模式。从公益模式到社会企业模式，再到社会影响力投资模式，同样的资金，所产生的社会效益是逐步放大的，这就是投资的杠杆效应，也是社会影响力投资的魅力所在。

    社会影响力投资的理念虽然非常新颖，其实在过去的几年间，我国的市场就已产生了不少此类投资实践，当然，社会各方迄今还缺乏对社会影响力投资市场的认识，社会影响力投资还需要得到市场的印证。我国的影响力投资市场正面临着诸多挑战。

    社会影响力投资是一个舶来品，越来越多境外机构开始关注中国市场，并且引入了他们的影响力投资理念和策略，和不少国内同行一起在推广这个市场。但是因为文化差异、对本土市场的理解偏差、现有规则的限制等原因，这些机构在中国的发展至今仍非常有限。社会影响力投资的市场的容量如何，潜力如何，未来应该如何发展、推广，都还有待体制、机制中某些阻碍市场发展因素的消除。

    我国的社会企业发展只有短短五六年的经历，相应的社会投资市场处于初期发展阶段，这本身也凸显出巨大的潜力。从投资的机遇说，中国是当今世界上经济发展最活跃的国家，有太多领域，特别是在发展趋势中隐含着太多投资机会，中国的很多行业：养老、水务、农业等还远远没有得到充分发掘。因为大部分社会企业自身还处于早期发展阶段，很多事情还在摸索中，还没能形成一个可以被证明为有效的、能被复制的商业模式，在传统商业投资市场还很有利可图的时候，模糊的、缺少成功案例的影响力投资，自然一时还较难被主流投资界所接受。

    显然，这也恰是机会所在。在社会影响力投资的初级阶段，抓紧引进和消化社会影响力投资并加以中国化，此其时也。毫无疑问，中国化以后的社会影响力投资，作为一个新概念、好理念，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必将发挥重要的作用，是大可期待的。至于如何加快社会影响力投资的建设进程，有关专家建议：一是成立社会影响力投资基金，这些基金可以是私募股权基金、风险投资基金或者债务融资基金等，确保有个基本的回报率；二是制定相应的免税政策、财政补贴政策和信贷支持政策；三是形成专门的产权交易市场，建立类似纳斯达克性质的交易机制，这个交易平台，美国已形成了，欧洲还在建；四是在舆论上大力倡导影响力投资，鼓励社会公众支持、参与和监督，特别是多鼓励企业参与和推动社会影响力投资。在我国当今的社会环境下，这样的企业理该得到更多的公众关注，这样的企业家理该得到更多的社会认同。